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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超過 30 年的學術出版經驗,Irene Hames 博士是一位獨立研究出版和同儕評審專家,她還曾擔任過英國科學技術委員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下議院的專家顧問,並幫助出版《科學發表中的同儕審閱》(Peer Review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報告。Hames 博士是 Wiley Blackwell 和實驗生物學學會聯合出版的《植物期刊》(Plant Journal)創始責任編輯,同時也是《科學期刊里的同儕審閱與論文管理》(Peer Review and Manuscript Management in Scientific Journals)一書的作者,該書是由 Wiley-Blackwell 與學術與專業學會出版商協會(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ALPSP)合作發行的。

Hames 博士於 2010 到 2013 年間積極參與發表道德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的各項活動,擔任過會員、總監和董事,曾是 COPE 旗下《道德編輯電子報》的主編和《COPE 文摘:發表道德時間》的編輯,發起了 COPE 案例分類項目,並編制給同儕審閱員的 COPE 道德指南。
現在,Hames 博士是多家企業的顧問,包括科學靈感 (Sense About Science)和國際責任與技術編輯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anaging and Technical Editors)等,她擁有細胞生物學的博士學位,是生物學學會會員,也是學會里研究傳播委員會的一員。
在獲得細胞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後,是甚麼促使妳轉而投入學術出版業?

各種機緣巧合。當時我的丈夫換了新工作,我們搬到別的城市,於是整頓新家和找事做這兩件事就撞在一起了,但我還是希望能找到適合的工作,我看到了多年前被我丟在一旁的招聘廣告,倫敦一間出版社在找校對和內容編輯,於是我給他們寫信表達我的應聘意願並詢問是否有機會造訪他們,由此,我開始了10 年的自由職業生涯,並進而發展了許多有趣的學術書籍和期刊的項目案,我發現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接著一個偶然的機會找上我,讓我能運用我的科研背景及出版編輯專業:有人邀請我加入《植物期刊》的創辦行列。我幾乎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這個邀請,這也確實成為我人生中相當輝煌的時光,我在該期刊擔任了 20 年的責任編輯、維持編輯辦公室的運作並監管期刊的發展,能夠在這麼激勵人心的環境與優秀的人一起共事真的很高興也很榮幸。

那時也剛好是學術出版的變革時代,有許多的創新機會,我加入的時候還沒有網際網路和電子郵件這些東西,所有的交流都是用電話,而且只有紙本論文,並且通訊是由郵寄方式進行的。網際網路的出現帶來的第一個改變是線上出版,然後是線上投稿、審稿和追蹤,這些不止改善了工作的效率和時間,還讓不在一地的審稿人不受時間和經濟的限制進行工作。我自己也發展出對學術發表、撰寫關於同儕審閱以及參與不同組織,像是擔任國際責任與技術編輯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anaging and Technical Editors,ISMTE)的創始委員會成員等廣泛的興趣,還有加入 Sense About Science 諮詢委員會,致力消除大眾對科學還有醫學的誤解,協助大眾知道該相信甚麼還有閱讀時該小心甚麼。

發表道德委員會(COPE)是甚麼?妳為甚麼加入?

發表道德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是一個會員組織,為編輯和出版商們提供出版/發表道德方面的建議,特別是如何處理發表研究與學術不端的問題。COPE 是在 1997 年由幾位醫學期刊編輯在倫敦開會討論道德問題時產生的,現有 9,000 多名會員,囊括所有學術領域。它是咨詢單位,提供教育和實踐資源和指南,並設有論壇來協助會員分享討論他們遇到的問題。COPE 有許多指南已成為行業標準,比如撤稿指南。我們也期望 COPE 的會員也遵守 COPE 給期刊編輯的行為守則。COPE 正刺激並引導在發表道德上快速發展或有爭議的議題,例如,2011 年 5 月 COPE 開始發表有關主編們互相分享不端行為、匿名舉報人的回應的信息,還有編輯該如何應對抄襲等的討論文檔。

我的期刊多年來一直是 COPE 的成員,我固定會參加年度研討會,當時的成員主要來自生物醫學領域。我知道 COPE 提供的東西是非常有價值的,對像我們這種基礎科學的期刊來說是重要且相關的,我們都看到了越來越多發表道德方面的問題。當有人來問我要不要加入的時候,我感到很榮幸並參與選舉(所有的協會會員都是由會員選出的),也成功了。我在 2010 到 2013 這三年中間擔任過其中一個分支委員會的會員,也參與了擔任過一次 COPE每季發行一次的《道德編輯電子報》的主編,還有之後的《COPE 文摘:出版道德實踐》月刊的編輯。我也發起了 COPE 案例分類項目,並編制給同儕審閱員的 COPE 道德指南。作為 COPE 的發展管理團隊的一員,我的工作是需要很多時間和承諾的(工作是自願的),但是非常有意義,而且可以回報學術界,我會繼續作為其校友成員來代表 COPE。

左至右:Irene Hames 博士、COPE 主席 Ginny Barbour 博士、COPE 副主席 Carlotte Haug。手持由 Hames 領導的團隊所製作的 COPE 宣傳材料,照片設於 2013 年 9 月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國際同儕審閱和生物醫學出版會議。

發表道德這個議題這幾年是怎麼演變了?

現在,所有的學術領域都面臨著生物醫學期刊多年來經歷的道德問題:沒有任何領域可以倖免,許多期刊不止遇到更多問題,還越來越複雜。要解決道德問題需要很多時間,而且需要細膩的外交手腕和適當的專業。大約 7、8 年前,一些出版商體認到提供 COPE 準備的支持與建議給他們的編輯能夠帶來的好處,於是會員數在一年的時間里(2006年到2007年)從 350 成長到 3,500 名,足足有十倍至多。雖然 COPE 的很多資源都是免費的,但是有一些只是開放給會員,比如針對個別案例提供建議、免費參加 COPE 研討會、登錄在線學習網站(COPE在線學習網站是提供給新加入的編輯發表道德教育資源的平台,對有經驗的人來說就像新人一樣的角色)等。

COPE 一直盡力為會員提供需要的資源。近幾年來製作了撤稿、研究機構與期刊協作科研誠信案例、道德評審員等指南。我在 2013 年與另一位協會成員 Charon Pierson、COPE 主席 Ginny Barbour還有營運經理 Natalie Ridgeway 共同規劃了一個方案,找出編輯和出版商向 COPE 回報最常見且有害的問題,看看是否有特定趨勢,我們總共歸納出 18 個信分類還有 100 個關鍵詞,所有的 COPE 案例也全部重新分類和分析,初步結果發表於 2013 年 9 月的國際同儕審閱和生物醫學出版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and Biomedical Publication)上,而加入關鍵詞分析的更新消息則是在 2014 年 3 月 在布魯塞爾舉辦的 COPE 歐洲研討會上發表。

許多科研誠信方面的問題只在發表或投稿後才爆發,在研究階段有越多的問題也意味著編輯和期刊要處理的問題越多,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有些道德問題是由於知識不足和疏忽,但更有因為發表壓力所導致的可疑或學術不端行為。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學委員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目前正在進行英國的科研文化調查,試圖找出不同的研究環境因素會如何影響在不同生涯階段中科學家的工作和行為,包含各式科研道德方面的問題,相信學術發表界都會對這個調查結果深感興趣。